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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不可接受的87南玉带

2022-08-13 04:29:11

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不可接受的87%

在湖南湘潭,62岁的申传宗(化名)在端午过后把自家稻田插秧了。家里的独子很争气,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,家里只剩下老两口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田里的活越来越力不从心。4年前,老申把两季稻改成了一季稻,这一季的水稻刚好够家里一年的口粮。

村子里像老申这样一年只种一季稻子的,还有十几户人家。另外十几户人家,因为举家进城务工,田地彻底撂荒。

在黑龙江绥芬河,自5月22日公路口岸首次受理进口俄罗斯“非种用玉米”以来,玉米进口量居高不下。截至6月10日,已受理进口玉米报检38批918.5吨,货值18.37万美元。

在江苏江阴,一批装载于46个集装箱内的丹麦大麦顺利抵达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,这是中丹两国签署《关于丹麦大麦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》后,江阴口岸首次进口丹麦大麦,也是江苏乃至华东地区首次进口丹麦大麦。

在北京,国家统计局发布,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“十连增”,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,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。同时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去年我国进口大豆6338万吨,但是国内大豆产量仅有1200万吨,对外依存度高达80%以上。进口大豆的数量在过去13年间翻了6倍。

还是北京,2013年12月,在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: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,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。”而这一连串激增的粮食进口量和两季稻变一季稻的隐性减产,考验的恰恰正是“国人饭碗”。

不可接受的87%

1996年,我国官方公布《中国的粮食问题》白皮书,首次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%以上。2008年,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(2008~2020年)》再次确认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%以上。

然而,今年5月25日,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中欧商学院“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”上透露:“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%,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%左右,30%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。”

人们通常会用“粮食自给率”(即粮食产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)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。一般认为,“粮食自给率”在100%以上是完全自给;在95%至100%之间属于基本自给;在90%至95%之间,是可以接受的水平。

中央农村政策相关负责人说,我国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接近6亿亩,是18亿亩“红线”的1/3。如果此说成立,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量的1/4。由此可见,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。

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,是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,是为了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,那么,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经典名言:“你控制了石油,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;控制了粮食,就控制了人类。”则直白地坦露了美国人的雄心和野心。中国古人所谓的“洪范八政,食为政首”“国以民为本,民以食为天”“无农不稳,无粮不安”,无一不在阐释着粮食对于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。

不可收拾的旧河山

今年4月,湖南衡阳再现镉含量超标大米,超标最严重的稻米样本中的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21倍。此前就不断被曝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湖南,再一次陷入“镉米危机”。

去年的湖南“镉大米”事件曝光后,不仅使湖南米价一路走低,而且还使整个南方地区不幸“躺枪”。记者就曾听到有传言称,吃米不能吃长江以南的米。这当然是危言耸听,但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堪忧,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也恰恰是在这个4月,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。调查结果显示,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,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、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,西南、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;镉、汞、砷、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、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。

中国人民大学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称,通过对我国27个省份的监查,共监测了农田、菜地、养殖场周边、企业周边、污灌区、垃圾场周边等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507个土壤样品,污染超标率在11.1%到42.6%之间。

“我们有5000万亩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,华北的土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说。

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桑黎川向《中国周刊》记者坦言,这种情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,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,但对环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。

“这三十多年欠下的环境债,恐怕需要几代人来偿还。”他说。

桑黎川介绍说,土壤不像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通常都比较直观,通过感官就能察觉。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、农作物检测、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,从产生到发现危害所需时间较长。

而且,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,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。土壤性质差异较大,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,导致污染物分布不均匀,空间变异性较大。加之重金属难以降解,其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。

“如果未来出现粮食危机,很有可能是生态危机造成的。”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部主任陈丽如是说。

不可不知的真菌毒素

2014年5月19日,素有业界“奥林匹克”之称的国际真菌毒素大会在中国召开,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在会上指出,在我国,由于农户个体种植、贮藏方式以及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、消费习惯的影响,农产品受真菌毒素污染危害更为严重。

担任此次大会主席的农科院加工所研究员刘阳透露,真菌毒素超标已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的最大阻碍。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,受真菌毒素污染的影响,我国出口欧盟食品违例事件达2559起,其中真菌毒素超标占28.6%,远高于公众熟知的重金属、食品添加剂、农业残留等因素。

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沈晗在参加了此次大会之后接受了《中国周刊》的采访。他告诉记者,真菌毒素对于公众而言是个不太熟悉的概念。实际上,这种具有强毒性和致癌性的真菌代谢物,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种类的食用和饲用农产品中。

肉眼看不见的真菌毒素,比显性的霉变要量大、面广得多,而且具有隐蔽性强、潜伏期长的特性。特别是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,污染面正从南向北扩大。

根据国家粮食局不完全统计,每年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食损失占粮食总产量的6.2%,相当于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所需粮食增量的6倍多。而粮油产品真菌毒素污染导致的应急抢救和医疗、善后抚恤、畜禽因病死亡、病畜销毁处理等间接损失更大。

资料显示,真菌毒素是真菌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,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、镰刀菌毒素等。最早在11世纪欧洲圣像画中就有关于真菌毒素引起中毒的描述。直到1960年英国10万多只火鸡因食用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饲料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后,真菌毒素才被人们重新认识。

由于真菌毒素危害性的加重,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相应的限量标准和法规,其限量标准值不断降低。

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统计,目前全球25%的粮油作物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,而我国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油损失累计约3100万吨,其中储藏期损失约2100万吨,占总损失的67%,造成粮油产品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0~850亿元。

真菌污染不仅造成作物产量损失,更对人畜健康造成威胁。以镰刀菌毒素为例,它可以通过抑制dna、rna和蛋白的合成,以及对线粒体功能、细胞分裂和膜功能的抑制,对免疫产生抑制作用,引起人和动物的急性和慢性中毒。1991年,安徽就有人因食用镰刀菌毒素污染的小麦面粉而发生急性中毒事件。

如今,菌毒素防控已成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“重中之重”。

2014年5月14日,西藏日喀则。这里的孩子从来不浪费,吃过的碗还要再舔一次,绝不浪费一粒粮食

不可小觑的各种浪费

6月下旬的北方农村,夏收已近尾声。每当收获的季节,在各地的乡村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晾晒的粮食,连记者都觉得这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。但在余晓东眼里,这样晾晒的粮食简直就是“毒药”。

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余晓东,虽然转行已多年,但对农业、对粮食依旧关注。他向记者介绍说,由于柏油路的主要成分是黑色沥青,沥青中含有多环芳烃类物质(沥青有煤焦沥青及石油沥青两种,煤焦沥青中多环芳烃类物质的含量更为明显),而多环芳烃类物质多数都具有致癌性,其中最厉害的就是“3,4-苯并芘”,其毒性远超二恶英。在沥青路面上暴晒过的粮食,比在普通晒场上晾晒的粮食,各种有害物质高出12倍以上。尤其是柏油路上翻晒过的油菜籽榨出的油中含量最高,可高出100多倍,人、畜食用后极易致癌。

除此之外,柏油路晒粮,损失粮食也颇多。由于车辆来回碾压、车胎上柏油的粘带和路面柏油的挤粘等,柏油路上晒粮的粮食损失率约可达到5%至7%左右。

据国家粮食局资料显示,我国内地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1000亿斤,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%以上,相当于1.45亿亩粮田产量,比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。产后损失包括:每年农户储粮环节由虫霉鼠雀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亿斤;粮油加工环节因过度加工损失100亿斤以上;粮食储运环节损失约100亿斤;餐饮消费环节浪费在400亿斤以上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粮食在到达居民餐桌前的加工环节中,损耗量也极为惊人,只不过比较隐性。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还记得,他们小时候常吃的面粉是“85标准粉”,过年才能吃到“70富强粉”,也就是说,100斤小麦能加工成85斤或70斤面粉,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“60粉”,甚至“40粉”“30粉”。虽说是“食不厌精”, 但这种因片面追求“色香味”的过度加工,不仅造成极大的损耗浪费,营养成分也会流失甚多。

不可企及的大农业

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,“粮食危机”“粮荒”等词汇屡见报端。2014年2月13日,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(isaaa)在京发布报告。isaaa主席paul.p.s. teng指出,2010~2050年间,亚洲城市人口将增加90%,而亚洲耕地仅为全球的34%,水资源为全球的30%,农作物增产的速度是跟不上的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埃利希的论调就更加令人惊悚。他和美国生态学家托拜厄斯合著新书《地球的希望》,探讨地球因人口急增而面临的危机。埃利希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指出,全球目前有约10亿人受饥荒困扰,在未来45年里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,预计地球将爆发“粮食战争”。

粮食是不是真到了“最危机的时候”?曾经就职于一家全球最大种子公司的江川(应采访对象要求而采用化名),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观点。他说,美国目前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% ,农业产值却居世界首位,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,其中玉米的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一半。尽管美国的农民也有老龄化的问题,并且一直呈上升趋势,但美国农业依旧具有强大的生产力,农业发展并不存在后继乏人的情况。

究其原因,一是美国大农场规模化的生产,平均每户农民的土地规模在3000亩以上,二是农业生产的盈利性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的吸引力。一个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都在8到10万美元以上,如果土地面积大的话,有些农民可能会达到50万美元。如今,美国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已经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, 比一般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要高。

而在我国,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。进城务工一天就能挣个三四百元,但老老实实在家种地,不但挣不着钱,连生存都有可能很困难。这是现在广大农村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但江川却对此不以为然。他认为,如果真的有一天农民都不种地了,“你放心,一定会有人来种的,会有资本介入,会有风投进来。”

他说:“也许我们做不到美国那样的大农业,但只要形成了规模化、集约化、机械化,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单产,并且在粮食产后科学地减损,粮食增产尚有巨大的空间。”

在江川眼里,粮食没有“危”,“机”却有不少。而实际上,这几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国内资本不约而同地“盯”上了农业,以央视为代表的很多主流媒体将他们称为“新农人”。(来源:中国周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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